云南知青请愿要求返城

四川等省的代表也联系实际指出：我们吃尽了 “四人帮”捣乱的苦头，今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决不能再乱下去了。

11月29日，大会领导小组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会议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就此问题开会，说明了《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并不代表会议精神，更不代表中央的精神。

胡耀邦还要求《中国青年报社》吸取这一教训，不要再帮倒忙了。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制住“返城风”，全国的新闻宣传都被统一到了 “充分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

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应该说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以后下乡人数急剧减少。

但问题的出现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部分原先下放农村的青年还在“广阔天地”里受着他们自认为的“煎熬”，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为自己的前途而奔跑。尤其是各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心情格外迫切。

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中曾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却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

中央原想稳住200万农场知青，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农场知青的不安。

许多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尽千辛万苦，如果到农村去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被堵死了，回城的希望破灭。

于是，知青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缓和，反而越刮越厉害，当时在农场知青中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 ”昔日的自豪感完全被此时的自卑感替代。

1978年6月，原云南兵团三师十团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某自杀身亡。

死者系独子，父亲已退休，当时正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死者也曾三次要求病退，最后一次申请被拒绝的时间是前一个月，他在死前的团代会上还作了《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他在留给他父亲的遗书中写道：“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一时间，农场知青上访、请愿之风兴起，甚至出现了“闹事”的局面。这种“闹事”首先就是从云南开始的。

10月下旬，云南农垦总局西双版纳分局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写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贴在景洪街头，签名者近千人。信的内容主要反映农场知青所处的困境和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后杳无音讯，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青只好背水一战。

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青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的一片橡胶林中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37个营（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丁惠民被推举为领导，准备有组织地开展争取 回城的活动。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第二封公开信，仍未得到回音。

12月7日，第三封公开信又拟定出来，并成立了 “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当日即派代表前往西双版 纳州委谈判，争取北上请愿合法成行。州委领导采取拖延态度， 筹备总组决定以罢工来表示他们要求回城的决心。